为什么片中的新中国是黑暗的,也企图抹杀苏联

作者: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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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午特地去影院看了《无问西东》。该片讲清华,只是个托,实际上是通过不同时代的清华人的言行作为和命运变迁,反映了作者对新旧社会的看法。

张爱玲有“姨太太文学”之称。姨太太是现代作家张爱玲独特的身份及其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视点。不仅张爱玲的创作有“姨太太文学”的特点,而且作为“海派传人”和“张派传人”的王安忆与苏童的《长恨歌》、《妻妾成群》也都不自觉地承续了这一“姨太太文学”的传统。张爱玲渊源于《红楼梦》,然而,《红楼梦》中的姨太太赵姨娘却是曹雪芹最厌憎、鄙视的人物,因此,曹雪芹与张爱玲云泥自别。《红楼梦》是传奇的传奇,顶峰的顶峰,而张爱玲的创作最根本的特点却是“反传奇”。这既是她卓异的地方,也是其局限所在。张爱玲表现的是被扭曲了的人性。她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是变态的。曹雪芹不仅真实地描绘了贾府那个血泪的、黑暗的、腐朽的、扭曲的世界,而且还创造了一个理想的世界——大观园。如果借用一下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之说,张爱玲仅仅剩下《红楼梦》中贾府那个现实的、晦暗的、肮脏的世界,《红楼梦》里大观园那个理想、纯粹、美好的世界却是缺位的,因此,丧失了《红楼梦》两个世界所构成的巨大的想象空间和艺术张力。换句话说,张爱玲根本没有为《红楼梦》这部中国最伟大的小说的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及其“理想的人性”留下任何空间和位置。那些嗜痂成癖的“民国范儿”心中缺乏高贵、光明与美好,习惯于用一种赵姨娘式的卑俗、阴暗、怨毒的心理来看世界、人物与历史。于是,他们就像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里的主人公曹七巧——那个最具张爱玲气质的人物——的女儿长安一样,“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本文写于2007年

甚至是在否定初心。按照此片的逻辑,如果不成立新中国 ,中国该有多好!片中展现给观众的那个民国 ,不是政治腐败、外敌入侵、军阀混战、国力衰微、民众苦难的本来面目,而是有正义、有无畏、有同情心、有人性之善、有道德追求、有良好家教的民国,这样一个好好的民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推翻它?!

国父孙中山也像许许多多他的同时代人一样重述了这一“爱国主义虚构”:“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都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现在虽然是取消了那块牌,还没有取消那个禁例。”因此,孙中山对治国平天下这一传统理念进行了重新阐释:“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末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若是不立这个志愿,中国民族便没有希望。我们今日在没有发达之先,立定扶倾济弱的志愿,将来到了强盛的时候,想到今日身受过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这种痛苦,我们便要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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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后来,又进一步策动分裂华北。胡适要求国民政府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并且与汪精卫一伙组成低调俱乐部,主张对日妥协。如果常凯申委员长听从了胡适博士的建议,以条约的形式在法理上承认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事实,那么,也许中国的版图便又因此失去很大一块。不过,胡适博士和常凯申委员长都了解美国的强大。胡适在1935年6月20日致王世杰的信中阐述了两个重要观点: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七七事变之后阅旬,常凯申发表了着名的“庐山谈话”:“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抵抗到底!唯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对常凯申几乎没有什么好感,然而,比起当时的许多“民国范儿”来,他仍然显示了一个政治家不同的见识、担当、决心与勇气。常凯申也正是通过抗战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民族领袖的称号。不过,发国难财,五子登科,民国一代,实际上只成就了四大家族。马寅初痛陈四大家族的腐败,谓常凯申“非民族伟人,为亲族伟人”。民国腐败登峰造极,太子蒋经国“打老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赚得“傅大炮”的称号,都在一致述说着天方夜谭般的民国腐败故事。

此文的以上讲述可说全是谎言。不知是因为是散布谎言心虚还是什么原因,我见到的各论坛转贴的秘文,都未标明作者是谁。并不针对现实的历史文章,不敢标出作者名或马甲,颇为可疑。另外,秘文不能标出其所说苏联“为讨好日本反而大规模迫害居住苏联远东的华侨华工,逮捕关押并处决,流放到北极圈任其自生自灭者不下三十万人”的资料出自何处,也不能说出华人在远东死“不下三十万人”是怎统计出的。

习总书记多次强调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而在这一类的片子里,不仅没有片中还有一个强烈的隐喻: 西方是东方的拯救者。

说到“民国范儿”,首先会想到张爱玲。张爱玲不仅雅俗共享,而且成了“民国范儿”的一个重要指标和参数。国粉们不单迷恋张爱玲的创作,而且说起张爱玲的贵族血统来更是津津乐道。甚至由于张爱玲的走红,连轻薄之徒、汉奸小文人胡兰成也搭着张爱玲的顺风车,成了“民国范儿”的后起之秀。

事实是,与秘文所说“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当时的斯大林,……绝不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相反,七七事变不久,在英美等大国未与我国签定援助协定或条约的情况下,

不符合,事实甚至恰恰相反。如果仅仅微观地看待影片的情节,那些具体事实都是存在的,或者都能找到影子。问题是,将这些具体的事实用以概括新旧社会整体的、宏观的状态,就失去了真实性, 就是一种歪曲。因为,新旧中国的对比,巨大的事实摆在那儿,根本无需多言。

这些历史上不入流的人物受到如此顶礼膜拜,用张爱玲的说法——低到了尘埃里,乃是当代文化陷落的结果和证明。最近,看到王朔在一篇文章里说,中国当代作家是不及格的,男超不过胡兰成,女超不过张爱玲。新时期文学取法“民国范儿”,与鲁迅及其现代文学背道而驰。用今年北大一篇博士论文的说法,胡兰成不过是汪伪政权里的一个三流政客。今天装模作样、装神弄鬼,把自己打扮成文学大师的某些作协高官被胡兰成甩出去了好几条街。确实,胡兰成是他们望尘莫及的。因此除了跪舔,我们还能指望他们做什么呢?

在此,我先大篇幅的引用铭辉在2002年11月写成的、题为《抗战时期苏联对华的三次军贷》的文章。该文写道,

至于美国援助中国抗战,当然史有其事。但是,大家也要知道,1940年之前,也存在着美国通过钢铁和货物贸易帮助倭寇侵略中国的事实。并且,由于美国对华援助很晚,其大部分援助被蒋介石用来进行反共内战了,这也是事实。更重要的是,援助不是单方面的,中美在抗战上是相互援助的: 美国对中国进行的是具体的战术援助,而中国对美国进行的则是宏观的战略援助 ,要说谁对谁帮助大,当然是中国对美国的帮助大。这一点连罗斯福都承认。遗憾的是,该片只是做单方面的反映,似乎美国成了中国的救星,中国则是被美国拯救的可怜对象。至于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战,片中连个只字片语也没有。不了解历史的观众会觉得,中国抗日战争就是国民党在美国的援助下承担的。

不知什么时候冒出来了“民国范儿”这个词儿。在“民国范儿”那里,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所谓的中华民国实际上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普通中国人命如草芥。这样的半殖民地,在民国国父孙中山看来,连殖民地都不如,因此,他称之为“次殖民地”。在这样的“次殖民地”里,“民国范儿”尽管享受着高等华人的特殊优待,其实也并没有获得人的资格。在一些“民国范儿”的“新闻”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解放后共产党的“爱国主义虚构”。然而,即使是“爱国主义虚构”,这一“虚构”的版权也属于中华民国的国父们,而不属于共产党,在中国人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义愤填膺、痛不欲生的时候,共产党还未诞生。“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记载至少可以追溯到为了唤醒中国而在日本蹈海自杀的陈天华1903年写的《猛回头》。

秘文此话完全背离历史事实。

总之,《无问西东》的主旋律,就是讴歌民国的公知腔,崇洋媚外的亲美调,伤痕文学的怨妇曲。

潘光旦将汉奸归结为病、贫、愚、私四种原因。他认为,前三种情有可原,最不可原谅的是基于私的汉奸,他们才是真正的汉奸。而同样是基于私的汉奸,“市侩土劣也还有几分可恕之处,因为他们所贪的是赤裸裸的利,他们一面贪,一面也不讳饰其为贪,一面做汉奸,一面也不避忌汉奸的名号,他们是些真小人,真小人比较可恕。最不堪的是士绅官吏以及曾经在党、政、教等界当过领袖的人;他们所贪的是比较抽象的权势,所争的是一口私人的怨气;他们一面贪与争,一面必讳其所贪所争,不但讳,且从而为之辞,例如‘民族前途的福利’‘东亚永久的和平’之类;他们一面做汉奸,一面却自承为民族的救星;他们是伪君子,是侫人,侫人最不可恕。”潘光旦认为,中国这种自私自利心的畸形发展是淘汰的结果,中国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尤其是在灾荒的淘汰影响之下,“惟有最自私、最能搜括、最会保身家的分子才最有生存与繁殖的机会。”今天,在“民族魂”鲁迅被污蔑为日本汉奸特务的同时,刻骨地自私而置民族大义于不顾,一边吃着鲁迅、一边骂着鲁迅的真正的汉奸文人周作人却被“民国范儿”捧到了天上。即使上个世纪40年代在日本占领下,汉奸文人对周作人的吹捧也没有到今天“民国范儿”这样荒唐离奇、颠倒黑白的程度。胡兰成的《周作人与鲁迅》一文认为,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出发点是相同的,两人晚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原因在于,“周作人是寻味人间,而鲁迅则是生活于人间,有着更大的人生爱。”他借周作人的弟子沈启无的话说:“和鲁迅分离,于他的影响甚大,鲁迅的死于他更是一种损失!因为鲁迅在时,究竟是他的一个敌手,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敌手,没有了鲁迅,他是要感觉更荒凉的。”

秘文这段话的后半部分,即“一九四○年后,东北抗日联军已无立脚之地,余部进入苏联,以为会得到给养和帮助,重返抗日前线。但经请示斯大林后,被全部缴械,关押劳改”,我将另写一篇文章来批驳。本文批驳这段话的前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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