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js55.com这就是大校齐竞、通讯员曹水儿、文化

作者:书评随笔

在中国每年生产的近万部长篇小说中,《牵风记》的发表和接受显得格外顺利和引人注意。《牵风记》先是于去年年底刊登在《人民文学》上,随后很快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接着又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有评论者认为它不仅“拓展了整个当代军旅文学的格局”,而且“堪与世界优秀战争文学平等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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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看我步入九十岁了,还在扒着文学创作的碗边不肯松手,给我了一个小小的奖赏。《牵风记》应该是古琴的空弦音,如铜钟一样浑厚悠远,弹奏者技艺指法应该是炉火纯青的。这个要求我远未达到。我设想相约读者,一同抵达我自己也从来没有抵达过的那么一个风光无限的大好去处。

根据作者徐怀中的介绍,早在1962年他就着手写这部长篇小说,一直闲置到耄耋之年才重新拾起,用了4年的时间写完了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这种穿越了半个多世纪的写作,伴随着共和国文学体制的转轨和审美风尚的新变,也回应着当下浮躁速成的文学之风。徐怀中的创作显然不是以数量取胜,但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牵动了军事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的脉搏。半个多世纪以来,徐怀中心中所念的一直是如何用文字记录那些刻骨铭心的峥嵘岁月,那些遥远却又随时可能乍现的掌故人事,以及蛰伏于心中的美和理想。而这些意念最终以在场者的身份化作《牵风记》里的现实与浪漫、崇高与壮美。在《牵风记》中,徐怀中一如既往地怀着他对“美的超越”的文学理想,开启了特定年代里的“有情”的历史。

2018年,年届九旬的军旅作家徐怀中推出了长篇新作《牵风记》,作品首发于《人民文学》,此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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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风记》的故事发生在1947年挺进大别山途中,晋冀鲁豫野战军独立第九团突破敌人封锁进行战略转移的过程中。正如小说的名字所揭示的,《牵风记》所牵之风,既是千里挺进大别山所牵动的“战略之风”“历史之风”,也是《国风》中描写男女爱情之风,还隐喻了作者写作之风的转变。一如作者所说:“改革开放以后,对自己文艺思想来了一个彻底清理,原稿烧掉一点也不足惜。重新拿起笔来,全力塑造两男一女和一匹老军马的艺术形象,这便是旅长齐竞、通信员曹水儿、文化教员汪可逾,以及‘滩枣’,以此为主攻方向,不及其余。”应该说,《牵风记》摒弃了概念化写作的模式,也不把重点放到硝烟弥漫和异常惨烈的战场实况上,而是极力挖掘战争背面的景致,特别是残酷年代中人的生命气象。

《牵风记》的腹稿出现在徐怀中的脑海里是1962年,这个关于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故事一部分来自于作者的亲身经历。1947年,国民党军队对延安和山东展开重点进攻,统帅部决定刘邓野战军从中央突破直插大别山区,威逼国民党军队回撤。这是解放战争中最富有华彩的一章,那时候徐怀中在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做美术组长,跟着野战军到了大别山。“然后把我们这些文艺团体全部分散下去做地方工作,这叫做‘麻雀满天飞’,我被分到一个乡里做武工队队长,直到1948年秋天,当地的政权初步建立起来,我们这些文艺团体才收回来。”

《牵风记》,徐怀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一版,43.00元

这种对于人的生命气象的彰显,充分体现在小说塑造的文化教员汪可逾、“一号”首长齐竞、通信员曹水儿等诸多形象之中。从这个角度说,《牵风记》为文学史贡献了重要的人物形象。并且,这些人物形象的刻画极大拓展了军旅文学的版图,超越甚至颠覆了我们对战争和军队的固有认知。

“我决心回到小说创作规律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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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可逾这样一个在战场上抱着古琴向我们走来的女孩子,是多么的单纯、可爱又善良。一曲《高山流水》令观众把战火纷飞隆隆炮声掷诸脑后,也令“一号”齐竞为之倾心。同时,她也异常地果断、机智和勇敢。汪可逾为了尽可能地减少伤亡,带领一百多名妇女赤裸着渡过黄河。在对齐竞浅薄而固陋的观念彻底失望之后,她又毅然决然地走上不归路。尽管有曹水儿舍身相护,但她依然在山洞里壮烈牺牲。小说用了极大篇幅写了这个女性的美,却也无比痛心地写了美的毁灭及其超越。如果说汪可逾等人在战火中牺牲是写实性的记录,那么小说结尾处写她肉身不腐,保持前进的姿态与银杏树融为一体,则显然是一种奇幻而唯美的浪漫之法,它蕴含了作家的理想和对美的超越。

当年徐怀中刚满18岁,挺进大别山的经历让他从年轻人转变为一名成熟的军人。在这个念头的催动下,他很早就想写一本书,把刘邓野战军挺进大别山的过程记录下来。“1962年我请假出来,住在西山八大处,那时候作家协会给作家写作的地方是一座庙,叫秘魔崖。我在那儿住了将近一年,其间没回过家,想尽快把小说完成。”1962年,徐怀中被分配到一个反空降部队担任前线报道工作,回到北京后因为各种外界原因,这个创作计划就搁置下来。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潮,他的写作观念也经历了解冻的过程。他说:“过去的口号化、概念化的方法对我的影响很深,随着思想解放运动,我彻底清理了这些思想。稿子被搁置,我一开始觉得很可惜,毕竟费了很大力气,后来就想开了,再写的时候已经跟那时候的设想完全不同了。”

1962年,徐怀中流着泪将二十万字的《牵风记》初稿亲手烧掉。这部正面描写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正面表现我军战略反攻取得胜利的书稿,未来得及和读者见面,小说中描写的野战军充满艰难险阻的悲壮历程,在徐怀中心里打下的烙印却始终伴随着他的生命,时时不曾忘记。

徐怀中谈到,战争结束几十年后重新叙述时,在思想上已经有了本质性的转变。他要彻底回到文学创作自身固有的规律上来,就好像一条河,干涸了,断流了,只有回到三江源头去找到活命之水。“我决心回到小说创作规律上来,跟过去那种概念化、政治化的方法划清界限。有人说,写小说当然要按照写小说的规律,但是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这个观念就像是曲水流觞一样,只能在规定的河道里流淌,多少年才找到了出口。”1962年的《牵风记》初稿是正面反映刘邓野战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而之后的版本则改为主要表现三个人物,突出典型,其他一切都选择从略。在这部作品里,不仅整个战争成了背景,甚至连刘伯承将军的名字也被隐去,用“一号”代替。

直到56年后,徐怀中完成《牵风记》,却和初稿天壤之别。他觉得当年烧毁那本书稿毫不足惜,“写了不过多出一本书,沾不到这本书的气息。“

文学作品应渗透着自然审美的意识

中华读书报:据我所知,早在1962年,您曾着手写作长篇小说《牵风记》,写了近20万字,以后却不得不忍泪将书稿烧掉。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您终于完成了这部未竟之作,实在令人感慨,这是很少有的一种写作经历。

在徐怀中眼中,《牵风记》一共有三种含义。首先,“牵风”牵的是战略进攻之风,因为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是他所在的二野全体战士的骄傲。二是虽然后来不再正面写战略行动,而只是化作淡淡的战争背景,但他还是把这个题目留下来。最后,《牵风记》还隐含着牵“国风”之风的含义。《毛诗序》开篇即写道:“《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牵风记》虽然写的是战争,却以齐竞和汪可逾的爱情作为主线,寓历史之风于情感变化之中。

徐怀中:是的。当初那一部书稿,是从正面描写1947年刘邓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取得战略进攻历史性胜利。小说笔墨所至,正是作者所亲历过的,那一段充满艰难险恶的悲壮历程,如同身体的烙印,始终伴随着我生命的延续,永远不会淡忘。

退休后,徐怀中读了一些自然哲学的书籍,生发出关于人类社会要向何处去的思考。在他看来,科学要无止境地向前走,但是人类要想生存下去,精神境界应该是向后的,应该返回到世界的本原。“未来就在于返回。对个人而言,人类应该满足恬淡的生活,而不是更多的物质。”徐怀中谈到,读《诗经》的时候,会感慨那时民风淳朴。经常思考这些问题,会不自觉地带到小说里,将这种哲理性的要求自然地融入到创作过程中。

中华读书报:您以九秩高龄,将这部饱含青春活力的新作捧献给读者,也应该说是一段文坛佳话。

体现在创作《牵风记》的过程中,就是作者在美学态度上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这部小说是他在观念转变后回到艺术自身规律和美感的一次探索,用战争的残酷来凸显出人性的美好与浪漫,“将聚光灯投向个体,而不是群像”;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创作手法上,他要求去除不必要的修饰,“我觉得审美直觉是先天的,人都有追求美、感受美的能力,对事物的每次观察都会有和谐或不和谐的感觉。文学作品中应该是渗透着审美的意识,成为一种自然的色调,是单纯的,不附加任何复杂因素的。”

徐怀中:连我自己也大为惊讶,老来体弱多病,写作只能是时断时续,加之在文字上抠抠搜搜,简直谈不上有什么进度,十多万字的一部小长篇,竟在手上团弄了四个年头。

在小说中,徐怀中借汪可逾之口多次谈到了对古琴“空弦音”的喜爱,这是他老年后增添的爱好,缘起则是老伴于增湘女士。在陪老伴学古琴的过程中,他也旁听了许多次课,还专门阅读了一些古琴理论的书籍。“古人说任何事物都是在改变的,只有声音不会改变。古琴保留的是几千年前的声音,汪可逾就希望能够听到最初的中国古代第一个琴的第一个音。听古琴的感觉跟我这篇小说的想法是很契合的。就像空弦音是从古琴的那头到这头,中间没有隔的,是无限远。今天很少有文字能做到像古琴那样,用一个单音就产生丰富的余韵,让读者听不完、享受不够。”在这方面,徐怀中表示仍然崇拜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人》,用短短9万字就写尽了人性之美对战争力量的超越。“我觉得多少作家几百万字的长篇巨制都不能望其项背,我也要求自己的作品要精粹,但是还做不到。”

中华读书报:不知您对书名《牵风记》寄寓了怎样的含义,“牵”的什么风?

《牵风记》中的那些人

徐怀中:可以理解为,在总体力量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突破战争史局限,牵引战略进攻之风;《牵风记》原稿与今作,在立意与创作方法上都有显著差别,亦可理解为牵引个人写作转变之风;“风”为《诗经》六义之首,而《国风》部分的诗歌,大多是反映周代先人们生活的恬淡浑朴愉悦跳脱,或表现青年男女浪漫爱情的,与小说意涵相契合,也不妨理解为牵引古老的“国风”之风;牵风二字,原本空幻,作其他意象联想也未尝不可。

除了挺进大别山的行动外,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赴越南采访的素材也被融合到了《牵风记》的创作里,比如汪可逾和曹水儿躲在地道里的情节就跟这段经历有关。当时作者作为中国作家记者代表团的领队,从金边入境到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总部,战地采访4个多月,在美军B52飞机的地毯式轰炸下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任务。“美军的扫荡比我在抗日战争中间经历的日本人的扫荡要厉害得多,我钻到地道里,呼吸不过来,觉得简直要死了。”徐怀中当时采访过一个越南共产党员,美军和南越伪政权修了一个战略村,把老百姓集中在铁丝网和碉堡群里,想派人进去做思想工作非常困难,这个年轻党员就找了一个汽油桶埋在地下,在桶盖上铺了杂草和土做伪装,白天躲在桶里,晚上才能潜入村里做群众工作。

中华读书报:小说一经上世,迅即引起很大反响。对于读者反应,哪些是在您预料之中,哪些又是在您预料之外的?

小说中人物的命运转折就是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中发生的。《牵风记》中主要塑造了三个人、一匹马的形象,三个人分别是齐竞、汪可逾和曹水儿,马是齐竞的坐骑“滩枣”,徐怀中分别讲述了这几个形象的典型性。

徐怀中:多数属于称道,或是提意见与建议,也有质疑的声音,可以说都在预料之中。以前我的短篇《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或许你看到过日出》发表,就有这方面的经验。一位无话不谈的老朋友,他直言你是作家协会副主席,人家才登了这两篇小说,谁知道你云山雾罩写的什么?有这样的反映很自然,年深日久,人们的阅读习惯已然成为一种思维定式,对于探索性的作品一时很难适应。所以《牵风记》出来,我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很乐意听取批评意见,最好有机会面对面进行深入交流。

“齐竞这个人不是一开始就设想得这么完整。他的形象是在写的过程中越来越鲜明起来。齐竞毫无疑问是位值得人们赞扬的指挥员,没有这么一批军事指挥员,你很难想象人民解放军能够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大军。齐竞是非常强势的,从来不担任副职,但并不是他自己争取,而是客观上形成了这样的现实。他的能力一经展示,就必然得到超级别的使用。这种精英知识分子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是因为他本性就具有竞争的意识,先天就有很强烈的攻略防御意识,在他灵魂深处则演化成了占有欲。人都是复杂的,他要笼罩别人,这就是他人性的另一面。

中华读书报:那些质疑意见,是怎样具体评价这部作品的呢?

“因为我多年一直在军队文艺团体工作,女同志比较多。那时候参加革命的女同志都很年轻,我们挺进大别山的时候,带着一批冀鲁豫建国学院的女学生。她们什么都不懂,来了这儿晕头转向的,一路上都是我们照顾她们,过河的时候要架着过去,到了地方就累趴下了,我们还要去做饭、烧水、洗脚。有很多知识青年从大后方跑到延安来,百鸟朝凤一样。我在太行山中学读了5年,熟悉的就有三个从北平来的女同学。下了太行山,从新四军来的女同志就更多了。接触战争中间的女性多了,她们在战争中间的特定表现不需要专门的观察,就形成了自然的印象,糅合形成了汪可逾这么个角色。在小说里我写到,汪可逾这个人物的命运可能跟她的姓氏有关系,‘汪’字在《辞海》里的解释是‘汪然平静,寂然澄清’。有些女同志,她们的眼睛很单纯,一眼就能望到底,就像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这就是我在小说最后《银杏碑》里写的几句话:汪可逾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揉皱的纸团儿,被丢进盛满清水的玻璃杯。她用去整整十九个冬春,才在清水浸泡中渐渐展平开来,直至回复为本来的一张白纸。’我觉得人的一生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令我非常感动的是,在大别山我们有7个女同志被俘虏,回来后有各种议论,有些人居然就开始风言风语。她们一开始只是哭,但听说让她们回到那个区里参加工作,她们居然重新高兴起来,因为再让她们去工作是组织上的信任。经历了战争的残害,她们却没有改变自己的本性。

徐怀中:有的老同志读后说,刘邓野战军浩浩荡荡挺进大别山,胜利完成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重大战略任务,难道就像小说所写,竟是如此简而单之走过来的吗?也有人说,书中出现曹水儿这样目无军纪的人,哪里还像是我们这一支英雄部队?又有人讲,青年作者这样写情有可原,竟然是出自亲身经历了战争全过程的一位老作家之手,让人无法理解。可以想见,他们心目中认为我应该写出的,正如我1962年未完成的初稿,宽正面全景式地反映这次重大战略行动,记述野战军如何历尽艰险,取得千里跃进及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伟大胜利。问题在于,历经几十年之后,我交出来的完全是另外一本书,前后两个文本,虽是同一个书名,却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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