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人世俗生活与当下也许学子的张新颖拉开了

作者:书评随笔

记 者:当代女作家中您是对理论、逻辑和思想性有明确追求的。实际上,就您的作品来说,大众读者与文学界更接受的还是《长恨歌》这样具有世情小说特点的作品,而像《匿名》《纪实与虚构》《启蒙时代》这样偏重思想和抽象的作品,反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您觉得,女性写作是不是有短板的?

张新颖敏锐地抓住了王安忆的小说理想

王安忆,原籍福建同安,1954年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亲移居上海。1976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作协主席。著有《雨,沙沙沙》《本次列车终点》《流逝》《小鲍庄》《发廊情话》《叔叔的故事》《我爱比尔》《69届初中生》《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启蒙时代》《天香》等数百万字的小说和散文、文学理论作品,其中,《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匿名》最初发表在《收获》杂志上,距离作家王安忆的上一部长篇《天香》已有4年之久。今年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这部小说的单行本,从来没给自己新书开过发布会的王安忆为《匿名》破了例。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写得很用力,在长达2年5个月的写作中充满了阻碍,有时为了找到一个确切的词语不得不查《辞海》,这部小说也不像以前的作品那么好读。京华时报记者田超1.关于创作过程有时为一个词去查《辞海》《匿名》分为上下部,总计35万字,小说开场就是一场阴差阳错的绑架案,让人有点疑惑,难道王安忆写的是一部悬疑推理小说?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退休返聘在民营外贸公司的上海老头,他被当成了为卷钱跑路的老板“吴宝宝”,经历了黑道绑架、审讯、失忆之后,被扔到了一个几省交界处的深山里。远离了城市文明后,他重新练习从荒芜自然谋取食物,像个初生孩子般打量世界。王安忆透露,写这个故事的构想源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听说的一位大学教授失踪的真实故事,不过,她只是借用了这个故事的外壳。在写这部小说时,王安忆常常会有一种恍惚感,这么写下去有没有前途?“很多时候我在想,既然已经写了,怎么咬牙也要写下去。这部小说大概写了2年零5个月,这其中不是天天写,有时候也会出去,我觉得这是我整个写作生涯中,经历的心情最复杂、跌宕起伏的时间。”写完后,王安忆依旧很困惑,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想要听到一些回应,她先后把书稿给了《收获》杂志、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台湾的麦田出版社,“似乎大家都有点吃不准,蛮沉默的。”回顾整个创作过程,王安忆说:“这确实是我写得很用力的一个作品,这不是我非常擅长的东西,我擅长写的包括《天香》《长恨歌》和更早以前的小说,写的时候都没有感到这么大的障碍。这个用力让我写得很慢,常常找不到相应的词语,每一次阻塞都是阻塞到要去找一个相应的词语,有时会动手去查《辞海》,看有没有别的表达,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同为复旦大学教授的陈思和,给了王安忆不少鼓励。他觉得王安忆应该有勇气写一部“不好看”的东西,不必太注重故事的情节,他告诉王安忆应该尝试写一些大段的议论,根本不用照顾读者的心情,不管他们读得懂读不懂,就大胆去写。但王安忆觉得,这是“大师”的写作方法,“你知道大师才能放弃一切的细枝末节,我觉得我是一个手艺人,没这个胆魄,当我怀疑自己的时候,经常想到陈思和对我的启示。”2.为什么不好读试图用小说解释抽象概念小说中深山的名字叫“林窟”,熟悉王安忆的读者应该记得,它早在2012年她发表的短篇小说《林窟》和散文《括苍山,楠溪江》中已初见雏形。另外,在《纪实与虚构》《乌托邦诗篇》等小说,王安忆也尝试写一些“形而上”的故事,与现实拉开距离。相比之下,《匿名》缺少了对大众日常生活的细致描写,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正如小说中有很多人没有名字。有读者觉得这是王安忆在写作上的一次大胆尝试,《匿名》更像是一则人类城市文明的语言,也有读者觉得这跟她以往的小说差别太大,特别是下部,很难读下去。王安忆说:“我在想很多读者为什么说我变化大?可能直观上,这部小说不像以前那么好读。主角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男性,而我的小说以往是比较生动的,而且以女性居多。这部小说好像不是我写的,表面上有很大反差,在内部来说也有反差,我的小说原本是严格遵守日常共识的逻辑,但在这个小说里,我好像更加依靠我所给予它的思想上的逻辑。”在小说《匿名》中,王安忆试图去阐释语言、教育、文明、时间这些非常抽象的概念,这源自她对世界的好奇心,“我们人类目前这样一个状态,走过什么样的路途,有些事是我非常好奇的。你越是觉得这个世界奇妙、不可言,你的小说的形式越跟不上。”王安忆觉得,小说终究是一种很现实的东西,需要借助一些材料去表达。她有时会想,自己如果是一个物理学家、或者考古学家该有多好,可以更加容易去理解和认识这个星球,去解答自己对这世界的好奇心。

王安忆:相反,我的兴趣更在传统,即小说的起源,这其实是我们所以要读小说写小说的动因,也是小说安身立命所在。“四不”原则是方法,至今不变。新东西的产生需要几代人的实践,不是那么快就下一个蛋,有句俗话:60年风水轮流转,运势的周期至少要60年,莫说是艺术这种虚无的存在,文艺复兴多少年?14世纪到16世纪,还没算上前因和后果。

然而张新颖虽然注意到、却没有对这个批评观念给予进一步的关注,他还是把眼光盯在王安忆的创作实践上,希望找出一个符合王安忆小说理想的文本加以评述。但是在这样的寻找过程中,他轻轻放过了《长恨歌》。我留意到本书所收的各篇论文中,作者大致关注了如下一些篇目:《叔叔的故事》《纪实与虚构》《姊妹们》《蚌埠》《文工团》《隐居的时代》《天香》《匿名》,这里跳过了许多作品,其中最重要的被漠视的作品就是《长恨歌》。为什么?因为在我看来,王安忆的“四不要”的原则最集中体现的文本就是《长恨歌》,王琦瑶不是用典型方法创造出来的,没有鲜明的个性,也没有性格化的语言,而是成为一种“类型”,并且是通过大量的客观生活细节的铺陈来推动故事发展。《长恨歌》起先并没有引起批评界太多的关注,倒是海外盛行的怀旧热选中了这个通俗故事,逐渐把它经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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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我只是喜欢读书,所以才会写小说,我读书并不求有用,纯出于兴趣,这是自小养成的习惯,似乎有两种现实,一是正在其中度过的现实,另一个是虚拟的文字的世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看法只能是一己之见,我觉得上世纪90年代直至2000年是黄金周期,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完全不输给世界文学,事实上,世界文学已经在走下坡路,中国文学主要是小说,因为有特殊的个人经验,生机勃勃,但2000年以后有了变化,原因很多,现在大家习惯归罪“市场”,我倒不这么看,“市场”本来是个好东西,它一定程度反映了写作和阅读的关系,将象牙塔里的思想劳动引入活跃的生活领域。问题在于是不是真正的成熟的市场,而不被计划经济干预,也不要被国际奖项干预,总之,不要被外在因素干预,这些因素都在分解写作的力量。

我曾经说过,评论家的评论对象最好是同代人——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评论家的评论对象,不是学者的研究对象。这些概念是不同的。原因很简单,同代人是在同一个时代氛围下成长起来,作家创作的发生及其所要表达的意思,同代的评论家能够设身处地、比较直接地给予理解,他们对作品内涵的把握也比较准确。但这也不一定,尤其是像新颖那样的六〇年代生人,由于时代的错位,他们与五〇年代生人几乎是在同一个时代氛围,也就是在“文革”结束,社会上普遍弥漫着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环境下学习成长起来的。生活经验姑且不论,在理性的、思想的深度上,彼此间完全可以引起共鸣。

王安忆说,写小说写了30多年,对于原有的写法会感到不满足,对于自己作品中的美学诉求,也常常越写越困惑。“这个小说写完之后,再让我写以前那种小说,似乎很难下笔。”对于读者阅读上的不习惯,王安忆说:“所有的问题不能推到读者身上,一定是我们作家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怪罪读者。在阅读上,它至少不能像《天香》《长恨歌》那样唤起人们的共识和喜爱。”3.名家解读王安忆这次写的是“大故事”作家张新颖觉得,王安忆的《匿名》写的是一个大故事。“有大就有小,什么是小故事呢?就是写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不是说小故事不好。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王安忆写过《纪实与虚构》这样的长篇,她会追究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会追究母亲的姓氏,这个算不算一个大故事呢?你写一百年的历史和一千年的历史,都有可能是个小故事。”相比之下,王安忆在《匿名》中所考虑的是“一个人来到这个很大很空虚的世界上,在时间当中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在空间当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她好像写了一个人,其实这个人不重要,她借着这个具体的人写人这个物种。如果人有一天突然从文明的平台上掉落下去了,从20世纪、21世纪一下子掉到人类的早期生活,也就是到了那个时间的深处,他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看到的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和他身处的世界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我们在文明平台上的人不考虑的,这个就是我说的大故事的意思。”张新颖觉得,也许有一天人从进化的过程中倒退回去,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在倒退的过程中,人不断地向文明的方向努力,而获得的各种能力在丧失。同时,人在进化过程中丧失掉的那个能力,可能又慢慢地回来。人在进化的时候和人在退化的时候,都同时在获得一些东西,也同时在失去一些东西。”张新颖举例说,比如小说里的主人公,到了“林窟”之后迅速变种了,为了采集食物可以在岩壁上敏捷行走。而当他重新回到现实社会中,有很多东西好像是第一次接触,但又不是。“人家叫他老新,我觉得这个词特别好,他是一个混合、交错的东西。那么这样一个又老又新的人重新进入社会,他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匿名》下半部处理得特别精彩。” 推荐阅读:王安忆谈自己新长篇小说《匿名》:我不是个聪明的作家王安忆谈新作《匿名》 坦言:这次写得很苦王安忆:首次写“不好看的小说”

记 者:《匿名》推出之后,陈思和说“王安忆的小说越来越抽象,几乎摆脱了文学故事的元素,与其说是讲述故事还不如说是在议论故事”。而《考工记》又回到了之前那种比较写实的、以人物带故事的叙事方式。小说读起来有一种举重若轻、化繁为简的力量,我甚至觉得,这样的人物和故事对于您的写作和生命体验来说,简直是信手拈来。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也像它看起来一样轻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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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王安忆,原籍福建同安,1954年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亲移居上海。1976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作协主席。著有《雨,沙沙沙》《本次列车终点》《流逝》《小鲍庄》《发廊情话》《叔叔的故事 ...

王安忆:多年以来,“具象”和“抽象”似乎交替上演,比如,《流水三十章》以后写了《米尼》,《纪实与虚构》之后写了《长恨歌》。记得那时候,陈思和谈到《纪实与虚构》,也说到“抽象”的问题,我说,具象的小说我也会写,正在写,那就是《长恨歌》。然后是《富萍》等一串叙事性小说,终至写到《启蒙时代》,野心又来了,企图为时代画像。接下来,《天香》再回到具象。然后《匿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了陈思和的激励,他让我放弃阅读性,不要怕写得难看,举托马斯·曼《魔山》的例子,意思是有一些小说就不是为大众阅读写的。我觉得这样的激将是很有好处的,它扩充了小说这种文类,让我尝试叙事的边界,我和陈思和可以说是作者和批评者最良性的关系,也是上世纪80年代流传下来的遗韵,对于一个作者的写作生涯足够用了。

王安忆在二十世纪九〇年代后半期的创作系列是在一场大病以后产生的,我至今还能回忆起当时阅读这组作品的感觉,既有一种欣喜,又有一种心疼,仿佛每一句的间隙里都能读出游丝般的气息。“我们读到了内在的舒缓和从容。”其实这“舒缓和从容”正是作家身体内部慢慢复元的征象,但从来就不是王安忆写作的典型风格。身体壮实的作家有点像法国的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和左拉,体魄强健与精力充沛,都能够不厌其烦地描写日常生活细节,几乎是用尽生活的客观材料来演绎推理出人生的真谛,而不是波德莱尔式的虚弱与空灵。所以只有回到《长恨歌》的世俗生活场景,从扎扎实实的生活细节出发来体现“四不要”的原则,才是王安忆健康风格的最佳呈现。于是,接着就产生了继续描写市民世俗生活的《富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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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我觉得“海派文学”是个伪命题,从根源上说,“海派”相对于“京派”是以批评的方式提出,“新感觉派”则是一个极狭义的概念,到今天则变成了时尚,从哪一点论我都不属于其中,似乎也看不到“海派”有什么切实的内容,所以,我既不承认我是“海派作家”,也不认为有“海派文学”这一门类。

张新颖作为一名记者,他敏锐地抓住了王安忆的小说理想,并且把《纪实与虚构》当作检验理想的“实践”,当发现小说实践还不能完美体现理想境界时,他委婉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以否定形式表达的干脆、利落、明确的写作理想,绝不拖泥带水的逻辑力量,以及所有的关于文学的理性化认识,如果把文学作品看成是流动的、波澜万状的水,它们就可以比作坚硬的河岸。坚硬的河岸本身即可以成为独立的风景,而且别有情致;但是当流动的水和河岸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往往观水忘岸。事实上,文学河岸自觉地从人的视野中退隐,并不意味着它的屈辱,它该做的就是规范水流的方向,不让水流盲无目的或者泛滥成灾。再说,无论如何优秀的河岸本身都不能产生流水,《纪实与虚构》从‘谁家的孩子怎么长大’这一问题进行逻辑展开,但这个问题的提出,如上面的作品分析,本身不是逻辑的结果。比喻的表达方式不免有些隔靴搔痒,但《纪实与虚构》确实让我感觉到了小说物质化的认识对于小说本身的侵害,在这部作品中,确实有一部分过于坚硬,未能为作品本身融化。”

记 者:因为对上海以及上海人生活的深入书写,您被认为是当代“海派作家”的代表。不过,与以新感觉派为代表的海派作家相比,除了对世俗生活的细致摹写,您的小说其实更追求的是精神性与思想性的表达,用张新颖的话说就是“世俗人生中的庄严”。您怎么看当下的“海派文学”?

当代文学三十多年的发展中,五〇后、六〇后作家评论家共领风骚的历程见证了这一点。不过张新颖还是强调了两者的差异:“当王安忆将注意力放到别人的经验上,特别是写市民世俗生活,她和她的个人经验拉开了距离,她的作品也就和我拉开了距离。”我由此想到了自己的阅读史。王安忆的作品最初打动我的,不是《雨,沙沙沙》,也不是《六九届初中生》,而是一篇不怎么著名的短篇《庸常之辈》,内容差不多已经忘记了,那时王安忆的笔大约还没有接触到“变态”,但是她对普通市民再普通不过的人生理想充满了同情,打动我的正是作家对“庸常”的正面理解。市民世俗生活与当时还是学生的张新颖拉开了距离,但并没有与王安忆的个人经验拉开距离,她写的“庸常之辈”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凭着这一点,王安忆倒是与当时许多狂热崇尚“精神生活”的女作家的创作拉开了距离,她的文学创作的起点可能不是太高,要平凡一些,但也宽广一些。如果说,我与新颖阅读王安忆作品的经验不仅仅在于个人兴趣的差异,那么,两代人(由于生活经验的不同)阅读的关注点还是有些不同的。

记 者:沪语对您的写作来说有特殊的意义,它是您小说时刻存在的背景、依托,事实上,不仅是上海话,《红豆生南国》曾涉及广东话、《乡关处处》涉及绍兴话……很明显,您是对方言特别敏感的作家。在今天,普通话的通行,让方言变成了某种语言“化石”。在您看来,方言的存在除了语言层面的意义,还有什么其他的价值?

与《纪实与虚构》《乌托邦诗篇》等营造精神之塔的代表作相比较,《长恨歌》似乎有些倒退,倒退到市民世俗生活的风情画,张新颖没有把《长恨歌》当作王安忆小说理想的代表作是可以理解的。他把眼光投向了《长恨歌》以后一个时期陆续创作的作品,以《文工团》《隐居的时代》为核心。这些作品远离城市喧嚣,把乡村生活描述成一个虚幻的乌托邦世界,在形式上更具有挑战性。这时候的张新颖已经意识到形式创新不是解读王安忆小说的一把钥匙,王安忆想做的实验,是要“从狭窄的独特性和个人化的、创新强迫症愈演愈烈的歧路上后退,返回小说艺术的大道”。

这里开始接触到王安忆的“四不要”原则的根本了,有着现代文学专业背景的博士研究生张新颖把王安忆的实验放置在文学史的框架下加以论述:“我们的乡土文学常常给人以单调、沉闷、压抑的印象。民间的丰富活力和乡土文明的复杂形态被叙述者先入为主的观念遮蔽了,被单纯追求现代性的取景框舍弃了。”然而在他看来,王安忆却走出了这个大叙事模式:“王安忆的小说成为一种不被视为文明的知音和载体,成为一种探究和理解,一种述说和揭示,一种乡土文明志。”这个评语又是一个敏锐发现,联系后来他撰写的关于《匿名》的评论,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批评立场。

记 者:《考工记》被认为是《长恨歌》的姊妹篇。虽然同样是以一个人物的命运勾勒一段上海历史,但是,《长恨歌》中浓烈的抒情色彩在您此后的作品中再少见到,到《考工记》时已经接近于白描;《长恨歌》里王琦瑶的命运某种程度上是被几个男人所改变的,而在《考工记》里,陈书玉孑然一身,他的命运更多是被裹挟在历史的漩涡中。两部作品相隔20余年,于您个人而言,这中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两部作品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天香》以后,作家王安忆已经彻底走出了海派传统的狭长弄堂,她再也回不到原来的《长恨歌》的起点,她必须再往上登攀,探索,真是高处不胜寒。《匿名》可以看作是她创作道路上的又一个新的起点。《匿名》的故事起源于作家追寻母亲茹志鹃曾经的脚印所至而今已经全然荒无人烟的经历,如果回溯到螺旋形的创作道路上看,它似乎是用另一种形式回旋到《纪实与虚构》的起点,不过是家族演变的探寻转换到文明演变的探寻,有意识的寻根运动转换为无意识的记忆拾荒。《匿名》值得评论界深入探讨,这不是我这篇序文的任务。我欣赏的是,综合了王安忆这种苦行僧似的写作道路的全过程以后,张新颖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来形容:“斜行线”——“我首先想到的,是一条斜行线,斜率在过程中会有变化,向上却是不变。这条斜行线的起点并不太高,可是它一直往上走,日月年岁推移,它所到达的点不觉间就越来越高;而所有当时的高点,都只是它经过的点,它不迷恋这暂时的高点,总在不停地变化着斜率往上走。它会走到多高?我们无从推测,我想,这条斜行线自己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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